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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山了。我问什么原因。他压着嗓子说：“前几天，乡里来了一群人，有县上的，还有省里的，说是什么地质调查队。扛着仪器上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天，夜里就没下山。第二天有人上去看，那些人还在，就坐在村口大樟树底下，一动不动。一个个眼睛睁着，嘴里塞满了泥。人倒是活的，就是问什么都不会说。全送精神病院了。”
我心里一沉。地质调查队。这借口我太熟了。当年云南那座墓，也是有人以“地质勘探”的名义去踩过点。我问司机：“那些人是真的搞地质的？”
司机冷笑了一声：“谁知道呢。反正上去的人全疯了。后来又有两拨人上去，也在那个村里出了事。这都什么年代了，哪个正经单位会往那种地方派人？县上说封山，封得连只鸟都不让进去。”
车到半路一个三岔口，我带着女儿下来。司机劝了句“莫去”，便调头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通往苦竹坳的那条小路，心里像堵了块冰。女儿忽然拉了拉我的手，说：“爸爸，我听见了。”我问听见什么。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口井里，有人在哭。”
我蹲下来，和她平视：“小宝，你听爸爸说。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别应。就跟着我，好不好？”她点点头，眼睛黑亮亮的，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
我们朝山里走。路越走越荒，两旁的草比人都高。我走在前面，用手拨开挡路的枝叶。女儿跟在我身后，不吵不闹。走了快三个钟头，苦竹坳的轮廓从雾里浮出来。村口那棵大樟树比上回更衰败了，叶子几乎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像一具戳在土里的骨架。树下有人。我立刻把女儿拉到身后，自己贴着路边的土坎蹲下，慢慢探头。
树下搭了个军用帐篷，帐篷外停着两辆越野车。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在车旁抽烟，手里拿着对讲机。还有两个穿便装的人蹲在井口旁，正往洞里架设什么设备。我看见了，心里一阵发寒。他们在往洞里放仪器，而且是科研级的那种，带线缆和摄像头的。这不是普通的地质队。有人看上了这口井。
我拉着女儿绕到村后。后山有条极窄的毛路，是以前村里人挑水走的小道，被荒草埋了大半。我抽出刀开路，硬带着女儿穿过去。到了村后一户破屋旁，我们贴着断墙，能看见帐篷的一角。那些人还在忙。我压低身子，对女儿说：“你待在这儿，别动。爸爸去看看。”她拉住我的衣角，不肯放。我拍了拍她的手，说：“就几分钟。你有这个，不怕。”我把短刀塞进她手里。她握了握，小嘴紧抿，像个小战士一样点了点头。
我猫着腰，从断墙另一侧绕过去。帐篷后面没有人。我贴着布缝往里看，里面有几张行军床，一台发电机，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仪器。桌上摊着一沓文件，上面有字，太远了看不清。我缩回来，又绕到井口附近。两个便装男蹲在井边，一边接线一边说话。
“这水密度和普通地下水完全不一样，含汞量高得离谱，但里面还有股有机质，怎么说呢，像活的东西。”
“上面要的就是这个。先取样，别下去。等明天省里的专家来了，再看怎么弄。对了，昨晚那声音录下来没？”
“录了。你听听，跟女人哭一样。就在井底下，不在外面。”
我悄悄退了回去。女儿还猫在墙后，见我回来，把刀还给我。我摇摇头，让她继续拿着。我们沿着原路退出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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