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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针。疼得满头汗，到底缝上了。血止住之后，我觉得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倒在床上，连鞋都没脱。
半夜，我开始发烧。烧得迷迷糊糊，看见天花板在转。窗外的月光从半掩的窗帘里漏进来，白花花地铺在墙上。那墙上似乎有人影。一个，两个，三个。男的，女的，还有个孩子。他们手拉手，站在墙纸上，像张旧合影。我闭上眼睛，又睁开。人影还在。我认出了其中最矮的那个，是狗子。他朝我笑，嘴张得很大，没有声音。旁边老痞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再旁边，是谭二，单腿站着，拄着那根乌木拐。
他们都在。像是在给我送行。
我挣扎着坐起来，烧得骨头都疼。我朝那面墙挥了挥手，像在赶，又像在打招呼。然后我倒回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烧退了。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墙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只有昨夜的月光，还在地上留着一小片白。我慢慢起身，把包收好。左手的伤口已经结住了，针脚歪歪扭扭。我捏了捏手掌，疼。好事，说明人还活着。
我退了房，坐车去怀化，再转高铁回北方。一路上，我一直握着那半块已经和砖黏在一起的碎镜——不，现在它不在我身边。我把它留在了湘西。留在了那个洞口。我的手空了。可心里那块一直压着的东西，轻了些。或许只是暂时的轻，可也够了。
到家那天，是个阴天。海风很冷，吹得街上的人裹紧了衣服。我开门进去，看见女儿坐在客厅里写作业。她抬头看见我，眼睛一下就亮了，扔了笔跑过来。我把她抱起来，转了一圈，脸上的疤跟着笑。她咯咯地笑，说：“爸爸，你又瘦了。”我说：“南方饭不好吃。”她不信，拿手捏我的脸：“你每次都说南方饭不好吃，每次回来都瘦。”我放下她，从包里拿出一块在沅陵镇上买的米糕。她咬了一口，说甜。
晚上，我陪她写完作业，又去阳台抽了根烟。妻子走过来，靠在我旁边。她没说话。海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像把很多没说的话都捎走了。
“还会走吗？”她问。
“不了。”我说。
她转过脸来看我。我点点头，说：“不走了。”
海风把烟灰吹散。她伸手，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领口。我握住她的手，是暖的。
远处海面黑沉沉的，潮水声此起彼伏。我忽然觉得，这人间真好啊。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能有两个在灯下等我的人。楚家七代人，死了的，活着的，散了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守的，从来不是一口井，是一盏灯。灯不灭，人就不散。
我关了阳台的门，和妻子回了屋。客厅里的灯还亮着，女儿在灯下写着什么。我走过去看，是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
她写：我的爸爸是个木匠，他脸上有一条小路。外婆说，爸爸是从很远很远的山那边走回来的。我觉得我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因为他每次离开家，最后都会回来。
我站在那儿，盯着那几行字，嗓子酸得说不了话。女儿仰起脸，冲我笑。
窗外的海风还在吹。我摸了摸她的头，笑着说：“去，该睡了。”
她“嗯”了一声，收好书包。走了两步，又回头对我说：“爸爸，你以后别去山那边了。山那边没有海。”
我点头。郑重得像在许一个比命还重的诺。
“不去了。”我说，“就在海这边，守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