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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后，海边的风又冷又硬。一天晚上，女儿忽然发烧，烧得小脸通红，还说胡话。妻子急得直哭。我连夜带她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扁桃体炎，挂了两瓶水。女儿躺在病床上，小手抓着我的手指，断断续续地说：“爸爸，我看见奶奶了。她在窗户外面，对我笑。”妻子吓得捂住嘴。我搂着她，轻轻拍她的背：“梦见的，醒了就好了。”
女儿摇头：“不是梦。她刚才还在。”她抬手指着窗。窗玻璃上凝着一层水雾，外面黑漆漆的。我抬头看去，玻璃上好像真的有一团极淡的灰白色，像有人呵气留下的痕迹，又像是外面下起了雪。
我让妻子守着女儿，自己走到窗边。窗外没有雪。风把光秃秃的树枝吹得乱晃。我伸手在玻璃上擦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窗上，模糊不清。我的左脸颊上，好像沾着一片极小的灰。我用手背去抹，抹不掉。再擦，还是抹不掉。我心里一凛，凑近玻璃。那东西在我脸上，像层薄薄的、永远不会干的凉雾。我定定地看着，直到它自己慢慢淡下去。
后来女儿退了烧，安安静静睡着了。我在床边守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我抽空去找了城里一个老道。那人八十多了，住在城郊一条老街里，给人看相算卦为生。我进门，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就让我坐。问我：“从南边回来的人？”
我点头。他仔仔细细盯着我的脸看了半晌，又看了看我手掌，忽然叹了口气：“你早该来的。你身后站了一堆人，都等着你开口。”
我攥了攥拳：“我想请道长帮我女儿看看。”
他抬了抬下巴：“你女儿没事。有事的是你。楚先生，你命里的那张脸，还没摘下来。它跟你回来了。它不敢碰你老婆，不敢碰你女儿，是因为你在。可你在的时候，它也在。你们三个人，其实一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我全身的血像是一下凉到了脚底。
“那怎么办？”我的声音有点抖。
“没别的办法。”老道看着我，目光浑浊，却透出一点古怪的清明，“照你们楚家的话说，你得选。要么把脸还回去，要么把门再关一次。”
“我已经关过一次了。”我说。
“关的是别人替你关的。”他缓缓说，“你父亲写那几个字，替你钉了一半。你母亲那条命，又替你堵了一半。还差你亲手的那一下。”
老道不再说话，只低着头喝茶。我坐了一会儿，留下些钱，起身走了。回家的路上，风从海那边刮过来，刮得我脸皮发紧。我一边走，一边摸脖子上那两颗牙。它们温温的，跳也不跳。像两个早就知道结局的人，安静地等我下决心。
傍晚到家，女儿在院子里和邻家小孩玩。看见我，笑着跑过来。我蹲下来接住她。她的小身子热乎乎地扑进我怀里，我整颗心都被她撞软了。我抱起她，看见她头发里沾着一片极细的灰白色花瓣。我摘下来，那花瓣已经蔫了，风一吹，碎在指尖。
天边的夕阳红得像血，又像一颗正在熄灭的头炉。我望着那光，忽然觉得，自己站在了一条只有两个出口的甬道里。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可两个都通向那扇门。
我知道我终究得再去一次。不是被逼的，是我自己愿意。为了她。为了这个扑进我怀里的、软软糯糯的小人儿。我得去把那张脸，亲手摘下来。
风从南边吹来，带着极淡极淡的甜香。我眯起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抱紧女儿，朝家里走去。脚下这条路，暂时还是暖的。可我已经看得见它的尽头。
再过些日子。等孩子病好了，等家里的事都安排妥帖。我就动身。
那是我楚临的命。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