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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往村外走。没走几步，整个人像被什么拽住了脚跟。我低头看，脚底下一片黑乎乎的泥。那泥在动。像液体一样，从地缝里往我的鞋底上爬。我用力拔脚，鞋底带起一道黏丝。我跑起来。身后那两个人的脚步声跟着响起来。他们从井边站起来了，一前一后，踉跄着朝我追。他们的嘴全张着，黑泥从喉咙里涌出来，顺着下巴淌。他们不像跑，像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扯着。我一路朝村后山上跑，跑了百来米，回头，那两个人已经停了。他们并排站在大樟树下，和我第一次见时一样，直挺挺的，三双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塞满了泥。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苦竹坳。回到镇上，天已过午。女儿在旅社门口等我，看见我，跑过来拉住我的手。我浑身是汗，衣服又潮又脏。她没嫌弃，只仰着头说：“爸爸，你又和它们打架了。”我喘着气说：“嗯，打完了。”她眨眨眼：“赢了吗？”我想了想，说：“还没。不过快了。”
回房后，我洗了把脸。镜子里的我，胡茬青青的，眼窝陷得像两个洞。我对着自己说：“最后一回了。一定得想个法，把井填了。”可填井哪是那么容易的事。那井通的是楚家守了几百年的地下水路。填了井，水路还在。要断，得把水路也断了。而那条水路，在云南。我封住的“清井”，和这里这口“浊井”，本来就是同一根血管的两头。我在这头按得再死，那头不松，血还是会流过来。
得回云南。可这一回，我不打算一个人。我找了龙老四。这次他二话没说就来了，还带了个帮手，是个哑巴，据说是他表弟，做赶山人，路熟，能扛东西。我说我要运一批东西去云南，问他跟不跟。他搓着手，说：“钱到位，人到位。”我给了个数，他眼睛亮了。我让他给我弄两桶高强度的快干水泥，三袋沙，一把长柄铁锹，几根撬棍，还有一些炸药。他听了炸药两个字，脸都绿了。我拍他的肩：“不用你点，我来。你帮我扛东西就成。”
龙老四最终还是应了。隔天，一辆破旧的柳州五菱拉着我们，和后面的“货”，一路往西，往云南走。车在山路上颠了三天。女儿睡在后排，蜷成一小团。我坐在她旁边，一手护着她，一手扶着窗沿。外面山连山，水连水。这路，我走了不下五趟了。每一趟都以为是最后一趟。这一趟，我要真正把它走成最后一趟。
到云南后，我们没进县城。直接去了那座山，从西侧台地进去。龙老四他们留在山脚扎了帐篷。我一个人背上水泥、沙和工具，最后一次进了那条山道。洞口还是老样子。石板封着。我没有用铜片。我直接把钢板撬棍插进石板缝，用力一顶。石板“咔”地裂了一道，露出那条向下的黑色口子。风从里面吹出来，居然带着点淡淡的、说不上来的香。像什么花，在地底开了两千年。
我回头看了一眼来路。天很蓝，云很白。然后我钻了进去。
这一次，我要把来路堵死。从里面。永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