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章 战火与商机

    第一百五十章 战火与商机 (第2/3页)

,现金流就不会断。唯一的风险是——”他抬起头,“如果日本人趁欧洲打仗的机会在亚洲搞扩张,那就不只是生意问题了。”

    何安沉默了。他知道何敏在说什么。日本人在甲午年吃掉了台湾,在庚子年派了最多的兵进北京,在全亚洲的野心早就不是秘密。如果欧战给了日本人趁虚而入的机会,巨臂集团跟三井的合作可能会变成一把双刃剑。

    “走一步看一步。”何安说,“先把合同签了再说。”

    何敏花了整整一天一夜测算战时现金流。他把未来三十六个月的收入预测和支出预测分三种情况列在三张大表上,分别标注为“最乐观”“最保守”“最悲观”。最乐观——战争两年内结束,运费回落正常,巨臂集团三年的净利润至少翻倍。最保守——战争持续三到四年,运费高位震荡,利润增长放缓但不会亏损。最悲观——战争超过五年且日本趁势在亚洲扩张,远洋航线被切断,巨臂集团必须完全依赖近海贸易和本地仓储收入维持运转,利润归零,但储备金够撑四年。何安看完这三张表之后问了一个问题:“四年之后呢?”

    “四年之后,如果战争还没结束,那就不是一家公司能解决的问题了。”何敏合上账本,语气平得像在报天气。

    何安看着这个二十五岁的弟弟,忽然想起秦舒云说过的一句话。秦舒云说她这辈子最怕两件事——一是何慎死在战场上,二是何敏算错账。现在何慎还在广州守城,何敏已经把账算到了四年之后。她在地下应该可以放心了。

    何静跟山本的谈判是在中环一家日本人开的茶室里进行的。茶室不大,日式装潢,榻榻米上摆着一张矮桌,墙上挂着一幅“一期一会”的行书。山本五十二三岁,头发理得极短,留着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穿一身深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他坐下来之前先微微欠身鞠了一躬,然后跪坐在何静对面,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式两份合同。

    “何小姐,贵公司的长期供货意向我已经报给神户总部了。总部原则上同意签三年长约,每年三千吨建筑钢材,到港价——”他报了一个数字。

    何静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这个价格比英国钢材便宜将近三成,比三井去年的报价还低半成。日本人想在战时抢占亚洲市场的决心从这个报价里就能看出来。“价格可以接受。但违约金条款——”

    “延期交货违约金加倍。”山本不等她说完就接了过去,嘴角微微上扬,“上次贵公司提出的条款,总部已经批准了。三井做事跟英国人不一样——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

    何静盯着他的眼睛看了片刻,然后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山本接过合同,用钢笔在日文版上也签了名,然后双手递过一份给何静。交接合同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何静的手指,立刻缩了回去,又微微欠身说了声“失礼”。

    “何小姐,我有个私人问题。”山本把合同收进公文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喝的是日本煎茶,跟何静点的凤凰单丛不同,“贵公司是华商,英国洋行和日本洋行之间,你更愿意跟谁做生意?”

    何静端起何清特意为她泡的单丛喝了一口,蜜兰香在舌尖化开。“谁守信用,就跟谁做。”

    山本听了这个回答沉默片刻,然后轻轻点了点头。“明白了。”他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茶室。

    何静坐在茶室里把那杯单丛喝完。窗外中环的街道上人来人往,两个印度巡捕骑着马从街口走过。她把合同收进公文包,站起来的时候在心里说了一句话——爹说过,生意场上不认国籍,只认规矩。守规矩的就是好伙伴。日本人目前为止守了规矩。至于以后守不守,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不守就打官司。港英政府的法院虽然偏英国人,但对合同纠纷向来判得还算公正。

    何康的船队是在合同签完的第二周出发去神户的。两艘近海快船加上镇海号,三艘船组成了巨臂航运部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支船队。方月娘说要去,何康说你留在香港管码头,方月娘难得没有坚持。她站在码头上看着船队驶出维多利亚港,手里攥着何念祖和何念月的各一只手。码头的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乱了贴在脸上,表情很平静。

    “娘,爹去哪?”何念月仰头问她。

    “去日本。”

    “日本远不远?”

    “比广州远。”方月娘低头看着女儿,“你爹去运钢材,运回来给你梁伯伯打铁。”何念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何康站在镇海号船头,看着维多利亚港慢慢退到海平线后面。丁海掌舵,马三操炮——这老哥俩从广州到香港一路跟着他,脸上的皱纹和刀疤比当年更深了。马三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眯着眼睛看海图。丁海默默转着舵轮,左脸的刀疤被海风吹得发白。

    “康哥,”马三忽然开口,“你说日本人会不会跟咱们翻旧账?”

    “什么旧账?”

    “甲午年的旧账。”马三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个圈,“当年咱们在威海卫打的就是日本人。这才过了二十年。”

    何康望着海面没有马上回答。海面上波光粼粼,一群飞鱼从船头掠过滑出去很远才落回水里。他想起那个姓郑的潮州水手,海螺壳现在应该还在郑家老母亲的床头放着。老母亲前年过世了,何康去参加了葬礼。棺材下葬的时候他把一个崭新的海螺壳放进了墓穴里。不是因为愧疚,是因为那个水手叫过他“阿弟”。

    “做生意的跟当年打仗的不是同一批人。”何康说,“山本那个人的手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没端过枪。他讲的是合同,不是炮弹。只要他守合同,我们就跟他做生意。”他顿了顿,“但如果他不守——我们有三艘船,船上有炮。”

    马三咧嘴笑了,把烟重新叼回嘴里,低头继续擦炮。

    船队到神户的时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神户港比维多利亚港更大更繁忙,码头上的吊臂林立,红砖仓库一排排沿着海岸线延伸出去。港口的栈桥全是钢筋水泥结构,比香港的木栈桥结实得多。何康在驾驶舱里远远看到码头上堆得整整齐齐的钢材,在阳光下泛着乌蓝色的光。三井钢厂的代表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英文说得比山本还流利。他把何康带到堆场旁边指着已经码好的钢材说第一批一千吨已经备齐,随时可以装船。

    何康走到钢材堆前伸手摸了摸。钢材表面光滑无锈蚀,截面切割整齐,规格跟合同上标的丝毫不差。这批货的质量确实比佛山的钢材好。梁铁海如果在世应该也会承认这一点。梁铁海是三年前走的,走之前还在佛山铁厂的炉子前面盯了一炉钢,徒弟扶着他回屋休息,他躺下之后说了一句“这一炉火候正好”,然后就再也没醒。何宁和梁敬堂给他办的丧事,棺材上盖了一块他亲手打出来的钢板做祭幛。何成局站在灵前鞠了三个躬,把一瓶九江双蒸放在棺材旁边,说老东西你先喝着,等我下去了再陪你喝。梁铁海一辈子滴酒不沾,何成局每次跟他喝酒都是自己喝两杯他只喝一杯茶。这一次何成局带了酒来,梁铁海也喝不了了。何宁说爹你别难过,何成局说我不难过,我就是后悔——后悔这么多年没跟他好好喝过一回酒。

    何康在神户盯着工人装船,一捆一捆地检查编号。神户港的装卸效率比香港高,三井的工人操作吊臂精准利索,一捆钢材从堆场吊到船舱里平均不到十分钟。何康站在旁边看了半个时辰,在心里估算了一下,如果把巨臂码头的吊臂也换成这种型号,装卸速度至少能提高三成。

    何康的船队是在出发后的第十八天回到香港的。镇海号拖着吃水线满满的三船钢材驶入维多利亚港的时候,何安正站在巨臂码头上等他。码头上的工人看到船队进港齐声欢呼,何康站在船头举起手挥了一下。他晒黑了一大圈,嘴唇被海风吹得干裂起皮,但精神很好。

    “一千吨,一捆不少。”何康跳下船,把货单递给何安。

    何安接过货单没有看,而是拍了拍何康的肩膀。“深水埗三期可以开工了。”

    深水埗三期是巨臂地产部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项目——在深水埗仓储区旁边新建四座钢结构仓库,全部采用从三井运回来的神户钢材。何安把三期项目交给了梁敬堂主持。梁敬堂四十四岁,佛山铁厂的当家,梁铁海的次子,何宁的丈夫。他的铁匠手艺跟梁铁海一脉相承,但脾气比他爹温和得多,工人们在他手下干活不怕挨骂但也不敢偷懒——因为梁敬堂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戳在点上。

    何宁现在是巨臂集团的财务部副主管,跟何敏搭档。她从小跟苏筱学洋文和西洋会计,后来在佛山铁厂做了十几年总账房,对实业成本核算比何敏还熟。何敏管集团总账和金融,何宁管地产和仓储的成本核算,两人配合起来滴水不漏。何敏有一次对何宁说:“你要是早点来香港,我当年做的那份架构图就不会被娘改三个数字——你会直接改五个。”何宁笑了笑说你那三个数字里有一个是汇率算错了,不是娘的错,是你自己的错。何敏被噎得说不出话。

    梁铁心今年十六岁,在圣保禄女校念书,英文说得比她娘何宁还好。她遗传了外公梁铁海的动手能力和外婆余姚姚的沉静气质,在学校里做手工课的时候用铁皮敲了一个迷你小火炉模型,老师问这是什么,她说这是我外公的铁厂。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外公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她说嗯,他已经过世了,但他打的铁还在。

    何成局有时候会去深水埗工地上转一转。他穿着沈小荷做的那双新布鞋,走在碎石路面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工人们都不认识他——这个看起来六十来岁的老头是谁没人知道,只知道何安对他毕恭毕敬。何成局也不跟人搭话,只是在工地边上站一会儿,看看梁敬堂怎么指挥吊装钢结构,看看工人们怎么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然后转身走回太平山顶的小屋。有一次何安问他,爹,你觉得三期工程怎么样?何成局想了想说了一个字——“稳。”梁敬堂做事确实稳。他爹梁铁海是火里来铁里去的人,钢花四溅中打了一辈子铁;梁敬堂比他爹慢半拍,但慢的那半拍不是在犹豫,是在算受力。每一根钢梁能承受多少荷载、连接节点的铆钉要打多深、抗台风的结构系数要留多少冗余,他都事先算得清清楚楚。何安有一次在工地上看到梁敬堂跟一个年轻工程师争地基灌浆的事——工程师说按英国标准浆液浓度百分之十五就够了,梁敬堂说香港的土质偏软,至少要百分之十八。两人拿着图纸在工地上争了小半个时辰,最后梁敬堂说了一句“我爹教我的土办法比英国标准管用”,然后把图纸往腋下一夹亲自去搅浆。后来地基沉降测试结果出来,百分之十八的那片地基沉降量比百分之十五的小了将近一半。那个年轻工程师从此对梁敬堂心服口服。

    民国六年秋天,何慎从广州调回了香港。把广州城防哨站的事全部交给了何安邦。何慎站在码头上穿着一身灰布短打,手里提着一个旧藤箱,脚上是秦舒云纳的那双靴子——靴底已经磨得很薄了,但他还在穿。何安邦在码头上送他。两人并肩站了好一会儿,何慎从怀里掏出那套四色旗——这是他在广州守城守了近十年的旗语系统,现在交到了何安邦手里。

    “北门外的暗哨每两个时辰通一次消息。荔枝湾那边竹林密,晚上用灯比用旗管用。如果老独眼从广西回来,暗哨会提前两天预警。”何慎把旗子放在何安邦手里,“你话少,但哨站的兄弟们信你。信比话管用。”

    何安邦接过旗子。他今年二十五岁,守城九年,从十七岁守到二十五岁,何慎的每一个哨站他都熟悉,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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