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报告
第六十章 报告 (第2/3页)
五幅。他用小夹子一张一张夹在会议桌上立着的名牌旁边。名牌上印的是他的拼音名字，字母是黑色的，背景是白的。画是铅笔灰，在黑白名牌的旁边像是名牌的延伸。不是名字的延伸，是人超过名字之后的那部分。
“我女儿从六岁开始，在楼下一棵银杏树和一棵小风树之间画了十七幅画。她没有在任何一幅画上标注任何数据。她没有标注光的入射角、蜡质的微米厚度、菌丝的直径。她画的不是树，是树和树之间发生的事。第一幅画是暖色的手和亮色的手，她画出了我因为排异感觉不到腿的那个夏天，小风的叶片从冻伤到新芽的变化。变化不是被测量出来的，是被注视了一整个夏天才画出来的。注视是一整个下午不用动，看着同一片叶子在正午到傍晚之间反射不同的光。注视的精度不低于任何光学测量仪。只是它的输出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笔铅笔在纸上留下的石墨划痕。划痕的深度对应的是叶绿体密度在夏天中午比春天高了三分之一的事实。她不知道叶绿体密度这个词，她知道的是中午的叶子比早上更不容易被铅笔画出深色。因为光太亮了，亮到叶子表面在视觉上发白，发白的部分在她的铅笔下需要更浅的力度。浅不是艺术选择，是物理事实通过一个孩子的铅笔被准确记录了。还有一幅画，她画了蜡质在极限处开裂。她没有把裂缝画成一条线，她画成了一片反光碎成几百片同时到达不同位置的光斑。光斑的数量不是随机的，她没有数过，但她画的数量我记得是四十七片。四十七不是四十八也不是四十六。我后来做了测量：那天正午的光照在蜡质裂缝上产生的衍射条纹可以在特定角度下被分解为四十七个可识别的次级光源。她不是数出来的，是看出来的。看出四十七个光斑的人不需要知道衍射公式，她只需要看一个下午。“
他停了一下。不是因为累了，是因为要翻到最后一幅画。
“最后一幅画，秋分，她画了一条平分线。一条用2B铅笔从左到右一笔拉出来的直线。线正中有一处极细微的波动，不是手抖了，是整个夏天树洞边沿被晒软了一块水泥砂，她的肘压在水泥砂上那一点微微下陷，线就跟着弯了。弯的这一小段就是夏天的痕迹。平分线不是公平。平分线是光在秋分那天刚好从正侧面来，把一棵银杏和一棵小风分成了一样多的亮面和暗面。一样多只持续一天。下一秒光就偏了。但见过一次平衡的人不会相信不公平是永久的。我今天把这些画从北京带到布鲁塞尔，不是因为它们是艺术作品。我带它们来是因为它们是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用一种数据库不支持的格式记录了一个孩子对两个生命体之间所有不可量化关系的持续观察。观察的精度不亚于任何科研级数据采集，只是它的输出格式不被承认为数据。我要请你们在公约第三阶段的审议中考虑这个格式问题：不被承认为数据的东西，是不是就没有资格被写进报告。我的答案是：不是。我在台上说这句话的时候，法语同传把它译成了'non'。手语翻译用了三个手势：右手的食指从左往右划了一下表示'格式'，然后右手握拳放在胸口表示'拒绝'，然后手心向外推开表示'不'。三个手势连起来的意思是：一种格式被拒绝承认，但存在本身拒绝了这种拒绝。拒绝拒绝的手势是手心向外。手心向外不是推开别人，是把自己放在看见和被看见之间。我在树洞前看了三年两棵树。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不在任何数据格式里。但每一个看见都在我女儿的画里。今天我把画带到这里。不是带画来，是把看见带来。“
他的声音在这里有一个微微的断裂。不是哽咽，是声带的黏膜在连续说话超过二十分钟后需要一次自主分泌润滑液的吞咽动作。他用舌根压了一下软腭，做了一个不被任何人听到但被他自己感觉到的吞咽微调。然后继续。
第三段：银杏和小风。
他在说完女儿的画之后把画收好，放回帆布袋。然后从同一个袋子里取出一页纸，纸上没有任何图像，全是手写的数据。不是表格，是他从春天到秋分每周手抄在日记本上的土壤水势数字。土水势以千帕为单位，数值全是负的（因为土壤水在非饱和状态下是被基质势吸附在土颗粒表面的，它的化学势低于自由水，所以水势为负）。他在纸上标注的不是数字的单位，是数字旁边每周用铅笔写的几个关键词：春分，-12，新根入砖缝。立夏，-58，蜡质层增厚开始。大暑，-210，极限。白露，-65，蜡质从叶缘开始脱落。秋分，-33，水膜薄到只有一层。
“银杏和小风在同一个树洞前共同活了很多年。地面上银杏挡住了小风几乎全部直射光。小风在砖缝里斜着长。它把叶绿体密度提高了三分之一，把捕光色素比例调到极致，靠蒸腾在极限高温中降温。蒸腾消耗的水从同一层土壤里来，银杏的根也在吸同一层水。地面上争光，地面下争水。但输送水的菌丝网络本身就是它们共同构建的。菌丝不是属于银杏的，不是属于小风的，是属于它们之间那层已经缠在一起多年的菌根网络的。地上是竞争，地下是共生。在酷热最极端的时候，土壤水膜薄到了只有被共享这一种存在方式。水太少了，少到分不开。不是道德选择，不是谁主动帮了谁。是物理：水少到只有一层，两条根挤进这同一层水时无法分离。共享不是善，是方向。当资源少到极限时，共享是唯一还能维持两者共同存活的物理方式。人类社会在赢和输这两种分配方式之外想象不出第三种。但两棵树在极限处不靠想象，只靠物理事实：不共享，就是双死。共享不是好，是唯一的可能性。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在我的病历、我的效能评分表和我的日记之间，有一个很宽的缺口。这个缺口不是什么东西缺失了。这个缺口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一个人选择不用数据衡量自己的全部，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份权利。我今天申请你们在公约第三阶段审议中，把这个缺口的合法性写进正文，而不是脚注。“
语音落。手语翻译的最后一个手势是“脚注“——她用左手比了一个小方块表示正文，然后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小方块的底部往外推了一下，表示“被挤到最下边的一行小字“。然后她的右手翻了一转，不是推出去，是拉回来，拉进了左手方块的里面。正文里面有了一行从脚注里拉回来的字。不是翻译，是她用手语对脚注87做了一次修正：她让周明远的名字从页底移到了页中。她没有权限改公约文本。但她的手在空气里做了一个公约文本物理上改不成但语法上已经完成了的移动。那一移动被现场所有看手语的人看到了。手语翻译不是中性的。手语在空气里留下了一个公约文本上没有但她的手已经写完了的句号。
周明远发言结束后的茶歇持续了四十分钟。
会场的茶歇不是非正式，是另一种形式的正式。咖啡机和茶包被放在会议室左后角，靠近高窗的下方。窗外的天色没有变，还是灰的。但室内的气温因为人多而比上午升高了一度左右。一度就够了。人呼出的水汽和体温在室内循环系统中被暖风重新分配，每个人吸进去的空气里含有别人在几秒前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很低，远低于代谢危险值，但在岛叶的化学感受器上可以被检测到。吸进别人呼出的气在神经化学层面的意义是：你处在人群中。不是比喻。是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微微升高了零点几个毫米汞柱，刺激了中枢和外周的化学感受器，让呼吸频率轻微上调。上调是人群中个体之间同步的生理基础。不是心与心的共振，是血气和血气的微量对流。
一位来自北欧的代表在茶歇开始后的第五分钟走到周明远身边。不是社交距离，是比社交距离更近半步以内，近到她的声音可以被压低成只说给两个人听的音量。
“周先生，你在台上说你女儿的画记录了数据看不见的东西。但我们的法案依赖数据。你是在说我们的法案不够？“
周明远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咖啡纸杯放在窗台上，纸杯底和窗台石面接触时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石是凉性的石灰岩，把纸杯底的水汽吸走了一小层，水在石面上扩散的速度是微米每秒级的毛细渗透。他看着窗外的灰天，想了两秒。
“你们的法案假设了人是有数据的。我女儿的画证明人可以不通过数据被看见。法案够不够不是由我说了算。是由那些不在数据里的人说了算。如果你想知道你们的法案够不够，你应该去问一个不在你数据库里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他从哪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在法律上不存在。不是没有权利，是没有被录入。录入之前，权利是空气。能吸，但抓不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空气里一直站着。站到有人把空气里的他画下来。画下来之后不是空气变成了固体，是画里有了一个人。人不等于数据，但画等于存在。“
北欧代表沉默了四秒。不是尴尬的四秒，是她在把他的话从英语在脑内译成瑞典语并进行法律逻辑换算的四秒。然后她从自己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空白的便签纸，递给他。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那句话写在这张纸上。不是给我。是给我们的法案第三阶段伦理审查委员会。我不想转述。转述有损耗。我要原件。“
周明远接过纸。他从帆布袋里摸出那支偏心削的2B铅笔，用拇指确认了一次歪笔杆的方向和指关节弯弧刚好对准，然后把刚才那句话用尽可能方正的汉字写在了瑞典代表的便签纸上。不是签名，是复述。复述的内容和原话有一个字的差别：原话他说的是“空气里有了一个人“，写的时候改成了“空气里认了一个人“。有和认，偏旁只差一小横。有是状态，认是动作。动作比状态多一个主语：谁在认？每一个读到这句话的人。
北欧代表接过纸，把便签纸正面朝上放进她文件袋的透明内袋里。透过透明塑料能看到那些铅笔字在她装满打印文件的深灰色公函夹中被独自留在了可以不被翻动就能直接看见的位置。她没有再说话。他也没有。两个人各自拿了一杯新的咖啡，站在高窗下。窗外的灰天和窗内的人，中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的厚度是六毫米，导热系数约一瓦每米开尔文。温差被玻璃隔开了，但光穿过了。穿过来的光照在了那张透明内袋里的铅笔字上。光不是暖的也不是冷的。光是秋分之后还剩得不多的一种白天。
另一个角度的回响来自合众国代表团。合众国观察员（不是正式代表，观察员不发言）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男性，站在咖啡机前的台上。他面前放着一杯不加糖的浓缩咖啡，用一只不锈钢小勺搅了很长时间。搅的动作不是搅拌，是小勺在以极低的频率敲击杯壁。频率不是随意的：一长，两短。周明远走到咖啡机前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水，两个人隔着两台咖啡机的宽度站着。浓缩咖啡的液面在第三次敲击之后已经彻底没有热气了。咖啡是凉的，但杯壁还是热的。热量从杯中的咖啡液传到陶瓷杯壁再传到空气里，流失的总量刚好是那个观察员在咖啡机前站的分钟数乘以热对流系数。两个人都没有对话。但观察员在用不锈钢小勺和咖啡杯之间不有意制造但客观存在的敲击声，敲出了一种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是信号的节奏。一长两短。是他在等人。还是在等咖啡凉。周明远走的时候心想：也许只是他在等咖啡凉。也许不是。在布鲁塞尔的咖啡机前，你永远分不清一个节奏是密码还是咖啡太烫。
玛丽亚在整个茶歇期间没有离开座位。她把张薇的论文复印了三份，用回形针分别别好，分别在三个不同时间递给三位不同大洲的代表。一位是来自肯尼亚的神经伦理工作组协调员，一位是来自阿根廷的公约执行监督委员会副**，一位是来自韩国的数据隐私与人格权审查专家。她递给每一份的时候没有说一样的话。
对肯尼亚代表她说：“这篇论文的作者不在今天的会场。她在北京一个学校的教师公寓里。她写的东西是关于你们正在讨论的认知同步率婚姻匹配系统的伦理审查。作者的论证方法不是数据论证，但她用了一种数据论证做不到的事：她把'爱'从公式里抽出来了。抽出来之后剩下的是镜像。你现在手里拿的是目前唯一一份纸质印刷版本。没有电子稿。你读完如果觉得需要存档，请自行复印。如果不需要，请还给我。不是还给我。是还给作者。我会替你寄回去。但她可能更愿意让它留在你们工作组。“
对阿根廷代表她说：“这一篇不是公约文件。它比公约文件短。但它说的是一件公约目前还没有纳入正文的事：一个算法声称可以替你找到最佳伴侣，在你见到那个人之前，算法已经把'最佳'定义好了。算法定义的最佳是基于你过去所有的行为数据和神经响应模式。但算法不知道一件事：你可能会爱上一个和你的参数不兼容的人。不兼容不是故障。不兼容是爱的起点。你们的公约目前没有保护'不被算法匹配的人'。这篇论文是第一份提出此问题的系统论证。它的写作背景是北京，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北京的人也在被同样一套算法以不同的语言版本做着同样的事。“
对韩国代表她只说了非常短的几句话。不是因为她和他不熟，是因为她知道他懂。她在过去的工作中和他有过数次关于数据隐私和人格权边界的讨论。她把复印件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然后用食指在纸面上敲了一下。敲的位置是张薇后记的最后一行：“不在作者栏的人也是作者。“
韩国代表把纸拿起来读了一遍。读完把纸放下。沉默了几秒。然后用极简的英语说了一句话，不是回应，是结语。“Informed consent requires that the consenter knows what she is not consenting to. The unknown is not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It is a kind of information that takes longer to arrive.“ 知情同意要求同意者知道她不统一的是什么。未知不是信息的缺失。未知是一种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抵达的信息。
同一天北京时间下午。秦铭在法工委会议室处理秋分以来收到的各类反馈。
桌面上堆了三摞文件。左边是退出权试行第一阶段公报的公众反应汇总，方涵数据组用两天时间完成了主要媒体引述和社交平台高频关键词的初步抓取。中间是各省人大转来的相关质询和意见建议，数量不多，但每一封的落款都来自具体个人，不是匿名信。右边是孟正则最新提交的数据库架构补充审计，核心发现是：“无效退出“文件夹中存储的退回通知单编号总数已经超过了成功退出案例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本身不是问题，因为“无效退出“的主体大多数是不在任何评估系统中的个人，他们在被拒之后不会被标记。但孟正则在这份审计的最后一条备注里加了一个他自己没有展开但写出来了的句子：“系统将未注册者的退出尝试判定为'无效'并归类储存。储存行为本身构成记录行为。被记录的行为和被记录的人不是同一个概念。但被记录的行为已经存在于系统中。这构成了一个矛盾：系统声称它没有记录这个人，但它记录了'此人试图退出但被系统拒绝'。系统记录的是一条关于不存在的存在的记录。换言之，系统通过归档'不存在的证明'，在事实上完成了对'不存在者'的第一次存在性记录。“
秦铭在读到孟正则最后这条注时用钢笔在句子旁边划了一条竖线。不是批注，只是一条线。线的一侧是已被解决的问题：退出权对已注册者有效。线的另一侧是尚未被解决的问题：未被注册者拒绝被注册的努力本身正在被系统记录为数据。“无效退出“文件夹中的每一条记录都是一个悖论：系统说你不在，但系统存了一张写着你名字的退回通知单。通知单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对方试图行使退出权。试图行使退出权是一个行为。行为发生了。行为人存在。
他把方涵的公报反应汇总翻到最后一页。方涵在数据说明的最后用极小的字号加了一行脚注，脚注不是数据的，是人的。脚注写道：“本报告未纳入一项重要的非量化信息：秋分后互助会的陈岚女士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本组提供了互助会成立以来所有'不被承认的退出尝试'的个人陈述手抄本。该资料共四十七页，涉及一百余位个体的口头叙述。手抄本因不符合量化标准无法纳入本次公报的数据条目。但建议在下一轮正式报告中，将该手抄本列为附件A。附件A不提供数据。附件A提供的是'在所有数据之前已经存在但尚未进入数据采集范围的人的事实'。“
秦铭在这一行脚注的旁边用铅笔圈了一个圈。圈不闭合。是韩世清画在框外侧的那种虚线环的小尺寸形态。不闭合是因为他在圈的时候不确定这个圈属于“已并轨完成的“还是“仍有待并轨的“。然后他把孟正则的补充审计和方涵的附件脚注一起叠放在桌面正中央，从抽屉里取出他三天前收到的另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不是正式文件。是一张微信截图，打印在一张A4纸上。截图的内容是两个微信用户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发送方是南方某省一位地级市****（女，四十余岁，从她微信头像看是一张在乡间土路前拍的家庭照，背景里有电动三轮的货斗边沿），接收方是秦铭本人的工作号。截图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秦老师，我上回替我弟弟问了那个问题。他收到你们的公报打印件之后，用了一支旧圆珠笔在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字写得很轻，纸差点没划破。他写：'暂不。暂是多久。我不是不想等。我是不知道等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每天都在镇上开三轮。三轮不联网。三轮没有GPS。你们找不到我。但你们需要找我的时候，我就在镇上。镇上那个每天上午九点拉第一趟货的人就是我。他的名字你们不知道。他的人你们可以问任何一个每天上午九点在镇上猪肉档买排骨的人。他知道。别人知道我，你们的系统不知道。我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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