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寒岁未闲，老炮最后一个寒假
第156章：寒岁未闲，老炮最后一个寒假 (第2/3页)
于那种打心底里渴望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个人真实能力水平，从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最大化，同时又不甘心于碌碌无为终此一生的类型人群。然而非常遗憾的现实状况却是，他们恰恰身处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相对比较单调乏味，缺乏多元性选择空间，而且行业内部相互间激烈残酷竞争异常白热化，但最终实际获得回报收益率却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的大环境大背景之下，犹如正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永远看不到尽头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一样，艰难困苦举步维艰……他们既要对抗内心对专业的完美主义追求，又要应付日益科层化的管理体系，还要承受外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误解。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从来不是什么清闲的避风港，而是一场对专业能力、心理承受力的长期修行，那些被圈外人羡慕的“福利”，不过是裹着糖衣的假象罢了。
除了科研人员，高校教师的困境，也让我深有感触。前几天，我的一个老同事，教古代文学的李教授，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诉说着他的焦虑与挣扎。他深耕先秦两汉文学领域几十年，今年却要同时扛起先秦两汉与明清两段文学史的教学重担。先秦两汉文学已是多年未系统讲授，知识框架、文本细节都需要重新梳理；而明清文学则体系庞大、材料纷繁，且并非他的主攻方向。这种两头兼顾的压力，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懂得。
但比备课压力更让他纠结的，是要不要把人工智能真正引入古代文学课堂。这些年，他始终关注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的融合，也一直在思考：AI到底能给传统文学教育带来什么？它可以快速梳理文献源流、比对不同版本注疏、还原古代文化场景、甚至辅助文本细读与思想分析。对学生而言，这不是投机取巧的工具，而是打开学术视野、提升研究效率的全新路径。他真心想把这套方法带进课堂，让学生跳出死记硬背，学会用新技术理解经典、研究经典。
可这份热情，一碰到现实就寸步难行。首先是绩点的枷锁。学生最核心的诉求，是期中、期末两次统考能拿到好看的分数。而统一命题、集中阅卷的规则，意味着教学必须高度贴合教学大纲、标准答案，至少要紧扣传统考点。因此，一旦他在课堂上加大AI应用、拓展思辨讨论、弱化机械背诵，很可能导致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吃亏。他不怕自己教学创新被质疑，却怕因为自己的尝试，影响了学生最在意的绩点，耽误评奖、保研、升学。这份责任，让他每一步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次是硬件的束缚。他们的教室限网，很多AI工具、在线数据库无法现场演示；而且，即使放开网络限制，但没有配套设备的支持，就连最基础的实时操作都难以实现。于是，他空有一套AI赋能古代文学的教学设计，却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想改革，没有环境；不改革，又不甘心守着旧模式，陷入学科倒退的危机。
事实上，比教学更紧迫的，是学术与职业的双重压力。他手头还压着两项关键任务：一是人工智能与古典学范式变革的系列论文，这是当前人文学术的前沿“预流”之作，一旦停下，就可能错过学术风口；二是受嘱托，必须在今年完成的《诸子学通史·明清名学史》书稿（20万字以上）撰写。真的是分量重、时间紧，且直接关系到科研绩效与职称晋升。这两项工作，任何一项松懈，都可能影响未来多年的职业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要为研究生设计人工智能与人文学术的通识课程。一边是本科生的统考绩点、课堂限制，一边是研究生的前沿培养、学术创新，两边都不能敷衍。关键是，教好了，是分内之事，难有额外认可；可一旦教不好，就不仅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更会陷入持续的精神内耗。
李教授的倾诉，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这些年，高校里那些身处传统文科、又试图拥抱新技术的教师，他们大多都在经历类似的挣扎。他们是守夜人，也是点灯人；既要传承古典的温度，又必须要开启未来的光明；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学科负责；既要对得起职业，又要对得起内心。没错，就是有这么多既要——又要！所以，他们很容易精神内耗，很容易在坚守与创新之间徘徊不定。
李教授说，他已经开始精神内耗了。想创新，却担忧会影响到学生们的成绩和学分；想要墨守成规，却清楚地意识到所教授的科目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却又因为各种紧急情况而被迫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想要积极接纳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却受到种种规章制度、硬件设施以及软件平台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实际上，他并非毫无头绪，对于如何将先进的科技手段与经典的文字作品、深邃的哲学思考完美融合在一起，并且赋予古老的文学形式新的生命力，他心中都有清晰明确的规划蓝图。然而残酷的现实环境如同一张无法挣脱的大网，死死地束缚住了他前进的步伐，令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说实在的，我非常能够体会到他此时此刻内心的苦楚滋味儿。毕竟自己已经在高等院校里摸爬滚打整整四十个春秋岁月啦！期间目睹过数不清类似这般痛苦纠结且无可奈何的场景画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时间以来呀，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浪潮呢！虽然这种变化显得有些润物细无声的感觉，但它确实给我们这些身处其中之人造成极其深远持久的影响啊！无论是人事聘用制度逐渐变得严格苛刻起来也好，还是各个学科专业之间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此起彼伏之象也罢，甚至包括那些拥有高层次学历背景人才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时所做出的抉择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曾经一度以悠然自得、气定神闲形象示人的高校体系，现如今同样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当代职场那种充满焦虑情绪和激烈竞争氛围当中去喽！
就拿“非升即走”这项制度来说，曾几何时，它是国内高校引进青年人才时最常用的那把尺子。它的初衷并不坏：给年轻人一个明确的赛道，跑得好的留下，跑不动的另寻出路。但这些年，这把尺子开始被重新审视。一则招聘信息在学术圈里引起了不少讨论，某东部沿海高校在人才引进公告中明确写道，不设“非升即走”机制，不搞竞争性淘汰。紧随其后，陆续有高校在招聘中标注“无非升即走”的字样。一时间，有人猜测这项延续多年的制度是否即将退场。
其实，这更像是一场迟来的纠偏。过去几年里，部分高校的淘汰率被推得越来越高，有的岗位甚至出现十几个博士争夺一个编制的局面。考核标准也时常“变脸”，让人无所适从。更值得反思的是，过度的短期考核压力，催生了大量急功近利的研究成果，反而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衷。有意思的是，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维克托·安布罗斯，年轻时恰恰是被哈佛大学“非升即走”放过的人才。这个故事，让不少人对这项制度产生了新的思考。
所以，今天一些高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要退回“铁饭碗”的老路，而是试图在“升”与“走”之间，找到一个更能让人安心做学问的中间地带。这一点，我作为科技管理部门的老炮，深有体会。这些年来，我目睹过无数年轻有为的教师们，他们背负着巨大压力去迎接所谓“非升即走”的严苛考验。整日忧心忡忡、惶恐不安成了家常便饭；想要沉下心专注于长远深入地钻研学问几乎成为奢望，无奈之下只得急功近利般拼命寻求短期内能够迅速出成果的捷径，于是乎炮制出一堆又一堆空洞无物且毫无实际意义可言的文章。如此这般的考评体系，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绝非仅仅局限于那些深受折磨的青年才俊身上而已，就连整个学术界都难以幸免，可谓贻害无穷！
相比之下，文科领域里的教师群体正身陷一场更为棘手严峻的危机之中，这无疑令人倍感忧虑与痛心疾首。毕竟对于理工科出身的同行来说，尚可凭借顺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及发展需要之契机，轻而易举便可获取到相当可观丰厚的科研资助和支持，但文科老师们所处境地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愈发艰难困苦举步维艰。尤其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质问：“你们搞这种研究到底有啥子用处嘛？”如影随形般萦绕耳畔挥之不去的时候，文科从业者不得不直面一个史无前例的关于自身存在价值合理性与否的灵魂叩问。
与此同时，伴随部分顶尖学府纷纷着手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布局以及生源录取比例等举措实施推进，文科类学科规模逐渐萎缩已然成为无法逆转之势态。紧接着便是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严重失衡现象，理工科相关项目动不动就能争取到数以千万元计巨额科研资金投入，反观文科院系恐怕连个零头都未必捞得着呢！
更现实的压力来自考核。那些需要长期积累、产出缓慢的学科，很容易被贴上“效率不高”的标签。为了完成评估指标，有的学院甚至需要动员学生来凑讲座人数。在这种氛围下，文科教师不得不学着用“投入产出”的逻辑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尽管这与人文学科的禀赋并不匹配。我认识一位教哲学的教授，他深耕伦理学研究几十年，发表的论文不多，但每一篇都是精品，可在量化考核的体系下，他的绩效排名总是靠后，甚至一度影响到职称晋升。他曾跟我说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静下心来，好好做自己的研究，不用为了考核指标而焦虑，不用向世俗的标准妥协。
此外，坐班制度的重新出现也使得众多高校教师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长期以来，"无需坐班"一直都是大学教师与其他职业之间最后的分界线。然而近年来，这条界限正逐渐被突破。一些公立专科学校以及私立学院已经率先实施了教师坐班制度。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这样做似乎并无不妥之处：既可以方便学生随时向老师请教问题，又能够强化对教学工作的管理力度。可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这种做法却给老师们带来了双倍的负担。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于那些资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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